生活的意义来自哪里？

如果我们假设，生活的意义只是一种平凡的经历，那么帮助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事情就必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本文列举了一些能够体现生活意义的变量，这个列表并不详尽，而且只是理论上的考虑，但是，这个列表是最具经验主义的因果因素。这些变量是：

• 积极的情感
• 社会关系
• 宗教与世界观
• 自我
• 心理时间之旅
• 死亡意识

积极的情感

人生的意义离不来积极的情感。

我们在评估生活意义的时候，自然会想到愉悦的感觉和享乐的人生。

事实上，积极的情感（即，快乐、欢愉、享受、有趣的感觉）是生活意义的先行条件。

例如，Lambert等人，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要求参与者根据他们自己的生活意义体验，对12种不同的意义（例如，朋友、宗教信仰、成就、自我价值感）进行排名。在这些排名中，幸福感仅次于家庭。

积极的情感与生活意义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同样，积极的情绪控制能力能够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例如，听轻松快乐的音乐、写下快乐的记忆、想象自己的成就，以及阅读一些趣闻轶事——这些积极的情绪诱导的确能够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也就是说积极的情绪是是生活意义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研究发现，生活意义与年龄之间的关系曲线近似于Ｊ形曲线——他们之间的联系在晚年变得尤为紧密。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间的限制，个体更有可能在积极的情绪体验中获得意义。

生活意义与年龄之间的关系
 Krause, N. , & Rainville, G. . (2020). Age differences in meaning in life: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88(6), 104008. doi.org/10.1016/j.archger.2020.104008

 

在某些情景中，积极的情感可以促进意义的产生，否则就可能会破坏它。

例如，Rivera等人发现，尽管敬畏体验是积极的，但它们通常同时包括积极和消极（如恐惧、焦虑）的情绪反应。在敬畏的体验中，无法完全理解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很渺小的感觉都会降低生活的意义。

里维拉等人（2020年）通过四个实验发现，敬畏不仅增强了积极的情感，而且会让自己觉得更加渺小。这两个变量都间接地介导了敬畏对生活意义的影响：渺小的自我感觉降低了生活意义，而积极的情感则增强了生活意义。因此，积极的情感可以支持和提高生活的意义，即使在负面事件和情绪的存在。

这些不同的证据来源表明，积极的情感称得上是生活意义的核心所在。

威廉·詹姆斯（1893）讲述了欣赏生活中与生俱来的快乐是如何带来了意义的体验。同样，

Yalom（1980）提出，体验意义的一种方法是“简单地活得充实，保持对生命奇迹的惊奇，将自己投入到生命的自然节奏之中，在尽可能深的意义上寻找快乐。”

社会关系

无可争辩，社会关系对主观意义的存在感有着直接的影响。

作为社会动物，我们天生就有着建立安全的社会纽带的动机（Ryan & Deci 2001），当我们的归属需要得到满足时，我们就会获得心理上的回报（Baumeister & Leary 1995）。

事实上，自己的社会关系的心理认知，是心理健康的最强有力的决定因素之一，而社会孤立往往导致抑郁和其他负面结果（Williams 2012）。社会关系组织了我们的生活经历、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目标、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重要。

人们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依赖发现、并创造了生活的意义。

例如，为人父母或照顾即将离世的亲人，肯定能够让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变得更加清晰。同样，生命的意义往往取决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人的行为可以让其他人觉得这个世界是更美好的。

As de St.Aubin（2013）认为：

“ 在很大程度上，传承的动力意味着走向成熟的旅程，它是一种发展的力量，由信仰、工作、爱、圈子、苦难和死亡塑造，并塑造了这些。此外，我们的亲密关系也有助于在动荡时期重新获得意义。当生活对我们提出挑战时，我们常常会求助于亲朋好友。反过来，与他人交谈或分享故事有助于我们更积极地重新评估形势，更全面的了解自己（McAdams & Olson，2010）。

研究表明，归属感或其他积极的社会互动（例如，社会支持）比其他协变量更能预测生活中的意义。归属感也可以预测一个人表达生活意义的能力，旨在增强归属感的操控行为，增加了人们对生活有意义的信念。世俗信念与这些观点一致——许多人明确表示，社会关系是他们生活中意义的主要来源（见Lambert等人，2013）。

宗教与世界观

世界观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信仰结构，它帮助人们回答生命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种世界如何运作的感觉（Koltko Rivera 2004）。

显然，这样的总体信念结构应该在生命意义的体验中发挥作用：它们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体验，告诉我们哪些目标具有价值，它们为我们在宏大的计划中提供了一个位置。只是，创伤事件会推翻他们的意义和结构。

对许多人来说，宗教信仰是重要的世界观和人生意义的源泉。宗教不仅帮助人们体验到生命的意义，而且，宗教为许多人提供了生命意义的答案。

不难发现，宗教信仰对意义的所有三个方面都有影响。

宗教信仰作为功能性的意义制造系统（Park 2005）帮助人们理解痛苦和苦难以及存在的必然终结。

宗教教义有助于人们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更大的背景联系起来，通常会导致强烈的认同感，并提供明确的目标意识（例如，Park 2005）。正如托尔斯泰在《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写道：“无论信仰给出什么答案，无论答案是给谁的，这些答案总是给人以一种无限的意义；一种不会被痛苦、剥夺或死亡所摧毁的意义。”

此外，宗教实践可以通过提供结构和常规促进了连贯性——一种生活的规律性。通过教义和仪式共享了现实感，共享了一个强大的人际关系机会——不仅与一个神，而且与同伙组成员。从本质上说，就像社会关系一样，宗教信仰有助于提升生活的方方面面。

宗教信仰与人生意义正相关。这种关系存在于不同年龄段，甚至在宗教信仰不规范的地方依然显著。累加的证据表明，有意义的生活是宗教信仰与幸福感各个方面之间关系的基础机制。

自我

强烈的自我感受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生活。通常而言，了解自己和总体意义感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有助于确定自己应该做什么。

丰富的生活故事提供了目标感和生活的连贯性。Adler等人认为：“这个过程是整合心理的一个过程，能够将事件编织成一个更广泛的意义大网，如此，它便支持了一种目标感，并培养了一种团结感”（Adler，2016）。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抑郁症的参与者将自己的负面经历融入到了生活故事之中，通过这些干预，他们觉得生活更有意义。

做真实的自己，或接触真实的自我的可以让生活更有意义。许多学者也认为真实性对有意义的存在至关重要（例如，McGregor & Little 1998，Ryan & Deci 2001）。早期的研究表明，有意义经历的叙事往往包含了情感上的自我。同样，自我的核心目标可以预测生活中的目标感。

尽管真实行为与生活意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不公正的社会体系中、面对偏见和负面成见挑战的人来说，真实性通向生活意义的道路可能是复杂的。

心理时间之旅

各种各样的文献表明，将自己投射到过去、将来，甚至是进入另一种（虚拟）现实中的心理能力，可以增强生活中的意义感。

尽管每一项研究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帮助人们解释——为什么这类心理意象能增强生活的意义，但每一项研究都有一个固有的、通常是明确的观点，即，将自己置于不同的现实中，可以促进当前的自我和未来的自我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创造一种自我延续和连贯的感觉。

最近的研究表明，怀旧记忆起着有意义的作用。

这种“多愁善感的渴望过去”的怀旧记忆与自我的中心紧密相连，因此具有内在意义。理论和研究表明，怀旧记忆有助于我们保持和增强整体的生活意义感。

例如，怀旧体验的频率、怀旧带来的一些刺激（例如苹果派的香味）、引起怀旧情绪的程度等等，都可以预测生活中意义的自我报告。实验发现，怀旧的体验有助于保护人们免受潜在意义的威胁，增加整体的生活意义感、自我延续感、完成目标的动机，以及工作重要性的信念。

想象未来的自己也与生活的意义有关。

这种关系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有价值的目标天生就是面向未来的。展望或思考未来的自我，往往需要跨越时间线，重新编制重要的事件。研究表明，人们能够将未来、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程度与意义体验有关。

Baumeister（2020）使用经验抽样方法证明，对未来的想法比对现在的想法更有意义。其他研究表明，想象一个未来有意义的事件（例如，10年后的自己）会导致人们反思自己的一生。这进一步表明，思考未来有可能让人体会到意义感，因为它往往能够让人们感觉到生活各个方面的连贯性。

一项研究表明，自我连续性介导了一个人思想的主观质量与生活意义之间的关系（Vess et al.2018）。

因此，一个人的精神形象的生动性，表明了一个人在自己的各个方面之间建立了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强有力的、连贯的联系。

死亡意识

如果不考虑死亡，那么，生命意义的体验就不会完整。

死亡可以被看作是生命没有意义的终极证明。想到死亡，任何人都会怀疑自己的生命是否真的有意义。毕竟，正如托尔斯泰所言：“生命中的意义，有哪些不会被不可避免的死亡摧毁吗？”。

死亡意识和生活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主义哲学许多观点的核心。这些观点承认死亡不可避免，弔诡的是，承认死亡有可能导致人们生活得更真实和有意义的存在（De Carvalho 2000）。心理科学的观点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例如，社会情感选择性理论指出，当人们认为自己的时间有限时，他们往往会优先考虑更有意义的目标和活动——例如，与亲近的人共度时光或欣赏世界上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Carstensen et al.1999）。

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是心理学中最显眼的理论，该理论明确阐述了死亡意识和意义之间的联系（Routledge & Vess 201）。

TMT认为，对死亡的认识有可能引起麻痹性焦虑。这种观点认为，我们会对文化世界观（和自尊）进行投资，以此来抵御这种恐惧，并且能够将我们的存在与超越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结构联系在一起。

实验研究表明，当人们在他人的间接的提醒中认识到自己的死亡后，就更可能坚持自己的世界观，这表明世界观有助于缓冲对不存在的恐惧。

当然，有意识地反思一个人的死亡可以敲响警钟——是时候开始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了（Seto等人，2016）。

例如，双重存在系统模型（dual-existential sys-tems model ）指出，清晰的生死观有可能触发许多以成长为导向的过程，例如，死亡观念会导致人们更多的关注更大的灵性和内在目标追求（Cozzolino 2006）。

研究数据表明，那些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得更为充实，较少受到他人意见的影响，经历了濒死体验之后，他们显得更具灵性，过着更有意义的生活。

总而言之，意识到生活是美好的，哪怕美好生活也会结束，也不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生活的意义。相反，生命终结的事实似乎增强了生活的价值或珍贵性，潜在地增强了它最终的主观意义。

作者： mints 编译，转自心理学空间，本文仅用于分享交流，传播心理学知识，如原作者不愿在本平台发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