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利他行为的催化剂

1992年，我满怀喜悦地从大学毕业，结交了几个好朋友，并且进入了一所优秀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已经维持了三年之久的恋爱关系也显得更加稳固了。然而，就在短短几个月之后，我却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形单影只，困惑不已：怎么一切都不对劲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怎么这么快就全变了样？对我来说，从大学生过渡为研究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事实上，我正等着我的导师给我下一个“判决书”——招我进研究生院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似乎所有其他研究生都比我更聪明、更有效率。

当时，在研究生院我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话的真正朋友。在那段日子里，连续好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去过餐厅用餐，因为我与同宿舍的其他同学的关系处得并不好。最糟糕的是，我的恋爱关系也触礁了，而且又身无分文。这无疑是我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我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呆呆地看着电视上的重播节目和广告，试图以此来对抗自己内心的沮丧——如果这种做法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对抗的话。如果《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 Next Generation）马拉松式地一直播放到凌晨4点钟，那么我会怎么样？我会一直坐在那里看到最后。如果接下来播放的是推销乔治·福尔曼烤炉（George Foreman Grill）的电视购物节目呢？我还是会继续看下去。

然而，正是在这无数个悲伤又孤独的夜晚中的一个夜晚，一个电视节目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那是一个呼吁人们为拯救一个年幼的非洲孩子的生命而捐款的节目，大约一个半小时。如果没有人捐款，这个孩子就会饿死，或者因某种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死去。你很可能已经看过无数个同样的节目，事实上我也是。但是不知怎么，就是在那个晚上，我在夜深人静之际打电话过去捐款时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似乎清晰地看到，这个孩子的处境比我更加困顿，既不开心，又穷苦无依，这个画面令我感触良多，激励着我设法为这个远在另一个半球的人做一些可能会对他有所帮助的事情。那些孩子遭受的痛苦暂时把我从顾影自怜中拯救了出来，让我对那些境况明显比我更加糟糕的人产生了同情。

从表面上看，我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我根本没有什么余钱，事实上，我自己也非常需要钱；我从没见过那些可能会受到我帮助的人，而且以后也很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们也不可能当面感谢我或者把钱还给我。我也从未告诉过任何人自己曾在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捐过款；同时，对于这次捐款经历，我也记不起当时的自己是否感到过一丝愉悦，是否觉得心灵上有所收获；或者是否曾经想过自己是一个多么善心的人。鉴于我只为这个非洲儿童捐了一次款（第二年我没有再捐），因此，我自己也没有把这段插曲当作可以证明我的“美德”的一个证据。现在，当我回想起那段经历时，我只能说，我觉得自己当时不得不那么做。我的共情之心迫使我伸出援手，即使我自己的力量也是那么的微弱。

“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

共情（empathy）这个词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才被引入英语中的。“empathy”由德语“einfühlung”翻译而来，意思是“感觉代入”（feeling into）。在19世纪，“einfühlung”一词通常出现在美学著作中，美学家用它指代人类拥有的一种能力，即从心理或精神上进入艺术作品营造出来的美妙世界，从被观察者的角度去感受并获得第一手体验。共情的含义与“感觉代入”相近，但是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共情指的是我们与另一个人相互连通的能力，而不是指我们可以“进入到”他的内心深处。

然而，共情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其作用是让我们时刻做好帮助他人的准备。共情是一个“前端”过程，它激发我们去帮助他人，而社会奖赏则是“后端”的结果。

至少要有三种心理过程同时起作用才会产生共情（同情共感）状态：心智解读、情感共鸣（affect matching）以及移情动机（empathic motivation）激发。为我们进入同情共感状态提供入口的，既可能是镜像系统，也可能是心智化系统，这依赖于具体的情境。正如第6章已经讨论过的，当我们所观察到的视觉场景构成了对所发生事情的“直接解释”时，镜像系统允许我们把观察到的动作当作一个心理事件去理解，同时也允许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情感事件去理解。我们知道，让镜像系统对来自他人的情感线索保持敏感性的一个方法是，让自己成为他人的“镜像”，即做出与他人的体验相一致的动作反应。

例如，当你看到某人的前臂被狠狠地电了一下时，你很可能会握紧拳头，并且会像是自己被电到了那样把手缩回来。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被试观察手、脚受到电击的人。当被试看到这些人的手、脚被电击时，他们自己的手和脚也出现了对“触电”的反应，这正是对他们所看到现象的镜像反应。当看到其他人的手被电击时，他们的大脑会把信号传输到自己的手上；当看到某人的脚被电击时，他们的大脑也会把信号传输到自己的脚上。同样的，当观察到另一个人正在经历某种情感体验时，我们自己的脸部肌肉马上就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模仿这个人的表情。如果一个人因为最近注射了肉毒杆菌而无法模仿这些面部表情（因为面部富有表现力的肌肉被麻痹了），那么这个人可能就无法很好地体察他人的情绪。

因此，当看到他人的情绪表现时，我们做出的模仿反应实际上有助于我们即时地理解他人的情感体验。考虑到镜像系统与对他人动作的心理意义的理解以及对他人动作的模仿有关，那么在关于共情和情绪模仿的研究中关注镜像系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只看到某个人的情绪表达并不能让我们完全理解这个人的经历，并对他产生共情。试想一下这样一个情境：当你看到一个人满面笑容地走向你时，你的镜像系统可能会帮助你直观地理解那个人的感觉（他觉得满心欢喜），但是它并不能让你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此你很难对他产生共情，于是也就很难与他分享喜悦。他的笑容那么灿烂，是因为在考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吗？抑或是因为他刚刚订婚了呢？在许多情况下，要想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某种特定的情绪，最终还要取决于心智化系统。由于心智化系统的灵活微妙，人类才能够对他们没有观察到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事件产生共情。

你的母亲可能告诉过你，你的叔叔没有如他所愿得到晋升，那么心智化系统就是理解你叔叔的心理体验，甚至是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感受”的关键所在。事实上，那些喜欢阅读小说的人倾向于拥有更强大的心智化系统，这表明融入小说的思想情境能够加强这个系统。

不管我们理解他人经历的能力是来自镜像系统，还是来自心智化系统，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也都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并不能使我们完全进入同情共感状态。我能够不带一丝感情地进行模仿，也可以不带任何感情地进行理解。我能够理解一个独裁者在其政权摇摇欲坠时所感到的恐惧心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理解更有可能导致我的幸灾乐祸之心——因为看到另一个人遭遇不幸而感到高兴，而不是共情。只有当信息通过镜像系统或者心智化系统汇集到了大脑中，并导致了情感共鸣以及移情动机激发时，我们才会产生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