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心理暗示和力比多

  我们的论述基于如下事实：当一个个人加入到集体中时，他的心理活动由于集体的影响而出现了通常是翻天覆地的剧变。在情感方面，他变得狂热极 端，而在智力方面，则出现了急剧的衰弱。显而易见，这两种趋势是为了与集体中的其他成员在水平上保持一致而出现的。但这种变化要想发生，还必须具备以下两种条件：他自身独有的本能的抑制作用已经解禁，以及他自身所独有的诸般趋向的表现已经被他遗弃。我们已经了解到，较高级别的“组织化”集体能够一定程度地杜绝这些令人不快的变化。但这并不违背集体心理学的基本事实，也就是说，与下述两个观点并不冲突：在初级的集体中，个人的情感加强而智力减弱。现在，我们将精力放在如何用心理学的观点来阐释处于集体中的个人的心理变化上。

  显而易见，受理性控制的行为（比如上文提到的集体对个人的威胁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个人的自我保存）并不能作为这些心理变化现象的论据。在此之外，社会上以及集体心理学上的官方论点即使在表述上千变万化，但在本质上却毫无区别。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在突出“暗示”这个充满魔力的词汇。塔尔德把暗示叫做“模仿”。不过我们却不由自主地对另一位作者的见解表示赞同，他毫不动摇地将模仿看作是从暗示中延伸出来的一个结果。勒邦将集体中的所有这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归结于两种作用力：即成员之间相互的暗示以及首领的威信。但威信建立同样也是源于它激活暗示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麦克杜格尔的“原始性情绪感染”原则或许能让我们的论述不需要假设暗示的存在。

然而，经过更深入的思考之后，我们却明显感到，抛开它重点强调的情绪因素，这个原则同我们熟知的“模仿”或者“感染”的观点并无二致。当我们感知到他人的一种情绪时，我们自身也必然会有某种力量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中。但是，我们有多少次能够免疫着这种情绪并以相反的姿态作出回应？因此，为何我们身处集体中时总会陷入这种情绪的感染中？于是，我们只好再次强调，是模仿的趋向使我们难以抵抗这种情绪，是集体的暗示使我们每每陷入这种情绪中。并且，除了上述见解以外，麦克杜格尔并未使我们抛开暗示的影响，他的观点同其他作者毫无二致，都将特殊的暗示感受性作为集体的特征。

  由此，我们赞同下述见解：事实上，暗示（确切地说是暗示感受性）不可再分解，它是一种最基本的现象，以最基础的形态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这个观点来自于伯恩海姆。1889年，我亲眼目睹了他令人匪夷所思的手法。然而，当时的我已经对这种野蛮的暗示行为产生了一种压抑的排斥感。当一个患者有抵抗的端倪时，就会被大声斥责：“您都做了什么？您在排斥暗示！”我对自己说：明显这是不公平的，是一种专制。因为当别人试图以暗示来制服他时，他有权利奋起反抗。后来，我将敌视的目光对准了这一类观点：能够解释万物的暗示作用自身是不用解释的。对此，我重述了一个古老的谜语：
克里斯多夫诞下耶稣，
而耶稣又创造了世界，
那么克里斯多夫彼时位于何处？

在过了三十年的时间不涉及暗示

  问题之后，我如今再次踏上了揭开暗示之谜的征程。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无任何变化（只有一点例外，而这个例外恰好可以证明精神分析的影响）。据我观察，人们绞尽脑汁地试图赋予暗示这个词汇系统准确的定义，换句话说，就是使这个名词的概念明确下来，这绝非多此一举。因为，暗示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日趋广泛，而它自身的定义却愈发不确定，不久之后人们就会把任何一种影响冠上暗示的名字，如同英语中用它来表示“奉劝”、“提议”一样。可是，人们至今未对暗示的本质，也就是在逻辑基础不完善的状态下出现的影响的条件作出任何说明。假如我并未得知一场以此为任务的详细的研究工作即将拉开帷幕的话，我将会毫不犹豫地以我对近三十年来的文献资料的研究来支持这个说明工作。

为了弥补这一点，我尝试着将力比多的概念引入到集体心理学的研究中，希望能有所帮助。力比多的概念已经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于精神性神经症的研究。

  力比多这个概念来源于情绪理论。我们用它来表述所有与“爱”有关的本能的能量。我们通过量的大小来把握这个能量（虽然眼下还不能测量它）。我们所说的爱的主体内容，显而易见主要指的是以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即通俗意义上的爱以及诗人们歌颂的爱）。但我们并不打算将它与其他形式的爱分隔开，比如对自己的爱，对父母的爱以及对子女的爱，对朋友的爱以及对全人类的爱，同时也包括对具体事物的爱以及对抽象概念的爱。我们这样做的客观依据来源于一个事实：即根据精神分析的研究，所有的这些趋向都是来源于同一种本能冲动。在男女关系中，这些冲动疯狂地要求着性的结合。但是在别的情况下，它们的这种诉求转移到了他处，或者是遇到了到阻力。不过它们一直秉持着自己的本性，这种本性足以使人认清它们的身份（譬如像渴慕亲密与献身的特征）。

  所以我们认为，早在“爱”这个词汇以及它的各种含义出现之前，语言就已经为创造它做好了准确的统一工作。我们最好的做法是同样以这个词为科学研究和阐释的基础。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个决定激怒了世界，就好像它因为自己狠毒的行为而犯下了滔天大罪一般。但是，像这样从“广义的范围”上来阐明爱这个词，并非创新之举。哲学家柏拉图笔下的“爱的本能”一词在起源、影响以及两性关系上都与“爱力”，即精神分析中的力比多概念不谋而合。而纳赫曼佐恩和普菲斯特尔对此同样已经详细阐明过。而当使徒保罗在他的著作《哥林多书》中将爱奉为至上之物的时候，他的这个爱必然也是“广义上”的爱。但以上事例只能说明，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并非总是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甚至在他们自称对这些思想家万分崇敬的时候亦是如此。

  因此，精神分析理论将爱的本能称之为性本能，并从它起源的角度称它为独占。大多数“高雅文明”的人将这个词视为一种羞辱，作为报复，他们将精神分析理论贬低为“泛性论”。无论是谁，只要他认为性是羞于提及的人性之耻，都可以使用更加文明的称谓：“爱的本能”以及“爱欲的”。打一开始，我就可以像这样做，如此一来那些漫天指责也就不会出现了。但我并不愿意如此，因为我绝不肯向怯懦软弱低头。没人知道这样的妥协会把你逼向何处，先是在用词上妥协让步，继而在内容上也逐步沦陷。我认为对性的避讳毫无意义，希腊词“爱的本能”不过是为了委婉地表述粗鄙的词而使用的，结果却成为了我们德语中爱这个词的替身，结果是谁能耐心等待，谁就不必让步。

  我们准备怀着碰碰运气的心理来假定：爱的关系（或更加中肯地说，情感纽带）乃是集体心理的基础和核心。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些权威的观点并未提到过它。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爱的关系静静地蛰伏在暗示作用的帷幕之后。我们的这种假定从最开始时就建立在当下的两种主流观点之上：

第一，显然是有某种力量促使了集体的形成，这种聚合的力量如果不是来自于那个将万物联结起来的爱的本能，还能来源于何处？

第二，如果处于集体中的个人连自己的个体特征都抛弃了，并接受其他成员的暗示来改变自己，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是为了与他们保持同步，而并不想与他们冲突——或许简单地说就是“为了爱他们”吧。

整理：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