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的历史----IPA的起源与发展

来源：IPA

翻译：舒珊

 

弗洛伊德不止一次，带着相当大的怀旧之情，提到了由他发展精神分析的“辉煌的孤立”的十年。毫无疑问，他认为这段时期始于1894年与布洛伊尔的合作结束时，当时他独自一人继续工作，没有任何同事可以与他讨论。但自从弗洛伊德给弗里斯的信出版后，我们知道他们进行了非常活跃的通信，弗洛伊德把弗里斯作为他发展思想的试金石;我们还知道，其中一些思想肯定是受到了弗里斯自己的理论的启发。此外，两人在许多场合会面，弗洛伊德开玩笑地称之为“代表大会”,这个词预兆了即将发生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在他的工作中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尽管他在维也纳确实没有合作者，弗里斯是柏林人。

 

1902年，或许是在他的病人斯特克尔的倡议下，弗洛伊德邀请了四个人(斯特克尔、阿德勒、卡汉和雷特勒)来见他，讨论他的工作，他们成立了“心理星期三协会”，因为他们每周都在那一天见面。到1908年，协会共有14个成员，并改名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费伦齐就是在这年加入的。除了会员，还有一些后来成为精神分析界重要人物的客人，这些人包括艾廷根、荣格、亚伯拉罕和琼斯，他们后来都成为IPA的主席。

 

1907年，琼斯在苏黎世拜访了荣格。尽管他对弗洛伊德的作品非常熟悉，而且自1906年底以来一直在伦敦与他的病人练习精神分析技术，但他还没有见过弗洛伊德。正是琼斯建议荣格安排一次国际会议，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对精神分析的共同兴趣。鉴于此，可以说琼斯是第一个提出这一想法的人，这一想法最终促使了IPA的产生。弗洛伊德对这个提议表示欢迎，并选择萨尔茨堡作为计划会面的最佳地点。琼斯希望它的标题是“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但荣格决定称它为“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第一次大会”。然而，这个相当非正式的会议现在被认为是第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尽管国际协会还没有成立。

 

1908年4月27日在萨尔茨堡举行的这次会议讨论并商定了一个国际协会的想法。除了这一重大决定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弗洛伊德对《鼠人》一案的陈述，这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以致于他被说服在1910年3月纽伦堡举行的下一届大会上把它延长到4个多小时——“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成立的。弗洛伊德在萨尔茨堡大会召开前不久才与费伦齐初次见面，但他们的友谊显然迅速成熟起来，在这之后，弗洛伊德要求费伦齐提出一些建议，致力于通过某种形式的联结让分析师们走得更近。费伦齐在纽伦堡是这样做的：他坚持荣格应该是新协会的主席，其官方中心应该是苏黎世。弗洛伊德也认为这两个提议非常重要，原因如下：首先，他对荣格有极高的评价。至少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把荣格视为自己精神上的继承人，精神分析的未来完全可以托付给他；另外最重要的是，精神分析不应该再被公众认为是维也纳的产物，也不应该被认为是犹太的东西。因此，荣格，作为一个瑞士人和非犹太人，似乎非常适合担任领导人的角色，并被选为IPA的第一任主席。IPA的中央办公室位于苏黎世，是总统的居住地。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IPA的事务由荣格管理，由里克林担任秘书。1911年6月，阿德勒和其他一些成员一起辞去了维也纳学会的职务，成立了自己的个体心理学组织。弗洛伊德对此并不满意，最终，在1912年10月，斯特克尔也从维也纳协会辞职。

 

与此同时，1911年9月在魏玛举行了第三次大会。据报道，IPA在此时有106个成员。大会接受了两个新成立的美国社团——纽约社团和美国精神分析协会。Zentralblatt成为IPA的官方机构，但它的位置很快被弗洛伊德于1913年1月创立、费伦齐、琼斯和兰克编辑的《国际精神分析报》(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ur psychoanalysis)所取代。这本杂志一直出版到1941年。此外，《意象》于1912年创刊，是一本致力于应用精神分析的杂志。在魏玛，荣格再次当选主席，并被安排于1913年在慕尼黑举行下一届大会。

 

在此期间，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关系由于科学性和个人性的严重分歧而恶化。1913年初，经双方同意，结束了他们的私人关系。尽管如此，荣格继续担任IPA主席，并于1913年9月主持了慕尼黑会议。人们感到非常不满，亚伯拉罕建议那些不赞成的人在他的连任被提议时弃权，事实上52人中有22人弃权。然而，在当选之后，荣格很快意识到他的地位是站不住脚的，并于1914年4月辞去了主席一职；苏黎世协会也于7月退出IPA。因此，荣格和精神分析之间的最后一个联系被切断了。

 

弗洛伊德建议亚伯拉罕在计划于1914年9月举行的下届大会召开之前担任临时主席;但是8月战争的爆发导致了大会的废弃，直到1918年9月才在布达佩斯召开了新一期大会。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来自奥地利或匈牙利，其中3人来自德国，2人来自荷兰，1人来自波兰，所以这很难说是国际性的。费伦兹被选为主席，但是由于匈牙利和奥地利战败后的混乱状况，他发现无法履行他的职责；因此他要求琼斯临时接管，琼斯照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IPA的活动。它成立的目的是在各国的精神分析家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于组织鼓励科学交流的国际会议，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发表公报，以传播关于各种社会活动的信息，并作为科学期刊的基础。科学期刊最终形成了《国际时代裂痕》和《国际影像》两种刊物。

 

1912年，当阿德勒和斯蒂克尔正式叛逃，荣格也显现出明显的倾向时，琼斯组织了一个秘密委员会，由同事组成，他们完全可以信任，可以坚持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主要原则。它最初由琼斯担任主席，还包括费伦茨，兰克，萨克斯和亚伯拉罕，艾丁顿于1919年加入。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保证，在与其他成员讨论自己的观点之前，不会公开背离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原则。因此，在纽伦堡会议上，费伦兹建议的保障措施将有一种更可接受的形式，它们将仅限于委员会代表的“老卫兵”，将由他们自己掌握，而不是由IPA主席掌握。1912年，荣格离开精神分析已经是可以确定的了，在这之后可以看到，秘密委员会活动和在荣格领导下的IPA的官方活动之间有明显的鸿沟。琼斯告诉我们，委员会的工作令人满意地进行了十年。重要的是，它不仅促进了那段时期的团结，而且还在IPA内部创造了一种可以被描述为寡头政治(或者应该说是精英政治)的传统。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几年中，琼斯在与委员会其他成员的等级关系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他离开了委员会，1925年由安娜·弗洛伊德接任。

 

然而，该委员会最终于1927年解散。

 

战后，1920年，在海牙举行了一次大会；这次大会比1918年的布达佩斯大会更具国际性，它再次召集了因战争而分道扬镳的同事。62名成员参加了会议。英国和瑞士协会被正式接纳，琼斯当选为主席。

 

1919年1月，弗洛伊德成立了一家名为“国际精神分析家”的独立出版社，旨在使精神分析学出版业独立。布达佩斯的冯·弗罗因德答应给他一大笔钱，但不幸的是，他在1920年1月去世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出现了，大部分的钱再也没有得到。兰克为维拉格杂志工作非常努力，琼斯也非常活跃，尤其是在英国出版方面。最终，他建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图书馆，并创办了《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其中第一份刊登于1920年。

           

 

 

 

第七届大会于1922年在柏林召开，会议同意每两年举行一次。琼斯再次当选主席，亚伯拉罕担任秘书——打破了秘书必须与主席属于同一协会的先例。

 

下一次大会和第一次一样，于1924年在萨尔茨堡召开。据报道，IPA有263名成员，与第一次大会的22名成员形成对照。随后由亚伯拉罕主持，在巴德·洪堡召开的大会特别重要。针对培训和关于设立一个国际培训组织以促进统一标准的建议举行了一次初步会议。邀请了各协会的代表，并由伦兹担任主席。艾廷根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培训不应该由个人主动，——-相反，不同的国家应提供培训机构，这些机构的培训规章应由IPA权威性地制定。培训内容包括“指导性分析”和在督导下进行的对病人的分析。任何想从事精神分析的人都必须在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之前完成训练。会议决定，每个分会必须选举一个不超过七个成员的训练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合并组成一个国际训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处理所有与精神分析训练有关的问题的中心机构。艾丁顿被任命为训练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琼斯评论说，在这次大会上很明显，美国人和欧洲人在非医学分析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弗洛伊德和费伦齐都认为，实际上应该劝阻申请培训的人接受医学教育;然而，美国人坚持认为，至少对他们来说，由于江湖骗术在美国很普遍，医学学位必须的。琼斯和艾丁根处于中间位置——应该鼓励而不是坚持医学培训。大会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指示国际训练委员会拟订一项接受培训的条件计划，并决定在拟订该计划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为此目的而任命的委员会完全由柏林成员组成，其结论未能取悦许多分会。下一届大会任命了一个新的、真正的国际委员会，琼斯任主席。它的报告在1932年的威斯巴登会议上被一致接受;它建议，选择候选人的规则，包括外行候选人，应由每个协会自行决定。

 

亚伯拉罕于1925年在巴特霍姆堡再次当选IPA主席，但他在大会召开几个月后就去世了，艾廷根接任了他的职务，安娜·弗洛伊德接替他担任秘书。

 

1927年在因斯布鲁克，埃廷根正式当选主席。委员会不再作为秘密组织存在，它的位置由协会的干事——即主席、两位副主席、秘书和财政主管担任——这是一个通常称为中央行政机关的机构。1929年，大会首次在欧洲大陆以外的牛津举行。艾丁根说，协会发展得非常缓慢，他认为这是由于普遍坚持要对成员进行分析。他再次当选主席，并于三年后在威斯巴登再次当选。由于德国国内的情况，那里有严重的经济问题，1931年的会议推迟到了1932年，艾丁根报告说，目前有7个培训机构，新的培训机构正在采用在柏林、维也纳和伦敦进行培训的方法。

 

新的培训小组委员会提出建议，重申接受培训和培训的唯一当局是培训委员会;有关挑选非专业候选人的规则应由各培训委员会自行制定，但规则中应留有余地，允许例外情况。在培训委员会满意之前，任何人不得声称自己是合格的精神分析师。非专业候选人必须保证决不从事咨询工作，咨询人对介绍的病人仍负有法律责任。培训必须持续至少三年，包括两年的理论研究，以及由一名认可的分析师进行的培训分析，以及至少一年的“控制”(即督导)分析。候选人需要在临床精神病学和生理学、医学研究生、神经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学习和经验。对于来自外国的候选人，应获得其本国培训委员会的批准。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大多数规章制度都是五十多年前制定的。

 

据报道，美国取得了显著进展，一些欧洲顶尖的分析师被要求帮助美国进行培训。大会批准将APA改组为美国协会联合会，该联合会将充当执行机构，组织和监督各分会的工作；只有根据APA的建议，美国分会才能被IPA接纳。APA本身已不再是一个分支社团，但其主席在IPA的中央行政机构有一个席位，也就是第三位副主席。

 

琼斯当选为IPA主席（这个职位他担任了五年多），而艾丁顿继续主持ITC。1934年，第13届大会在卢塞恩召开，向去世的IPA创始人费伦齐致敬。国会指出，APA的重组尚未完成，希望其章程能迅速起草并提交中央行政机关。事实上，这一切都完成了，1936年，马里恩巴德举行的下一届大会批准了《美国政策》。会议决定，大会通过的任何决议，特别是与美国有关的决议，APA都有否决权。因此，美国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和相当大的自主权。

 

上届战前大会于1938年在巴黎召开。琼斯报告说，在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维也纳协会解散了，只有大约六名成员留在那里。他报告了APA的最后通报，该通报除其他建议外，建议IPA应停止作为一个行政和执行机构存在，并将自己分解为一个仅用于科学目的的大会。琼斯提议，并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与APA的行政负责人进行商讨。然而，事实上，尽管欧洲委员会似乎开过会，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未与美国人举行过任何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几位著名的美国分析师和英国学会的一些成员在马累斯菲尔德花园（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 由于琼斯从1932年开始管理IPA（在格洛佛和安娜·弗洛伊德的帮助下），他本人受到美国人的攻击,他终于成功地使他们相信他并不是国王乔治三世的转世。后来，战争结束后，琼斯在萨沃伊酒店(Savoy Hotel)召开了一次更为正式的会议，并在随后的大会上报告了这一情况。在1948年的这一次会议上，有7名美国代表和6名伦敦代表。大家同意，IPA的章程需要作出各种修改。再也没有人提到ITC，事实上它已不复存在。一个绅士的协议达成了，主席职位应该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摇摆不定，尽管这并没有被纳入法律。因此，当琼斯在连续15年后辞职时，美国人利奥·巴特梅尔当选，琼斯被任命为永久名誉主席。这发生在1949年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一次战后大会上。这也是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后的第一次国会。

 

1956年是弗洛伊德诞辰100周年，人们以多种方式广泛庆祝，包括琼斯的一系列演讲。在巴黎大会上，APsaA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类别。一个地区协会应该在所有的培训事务上具有地方自治权；当地的美国协会将隶属于APA，但是只有那些APA成员的美国分析师才能成为IPA的成员。因此，困扰欧美关系多年的困难似乎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

 

195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是1910年以来首次没有欧内斯特•琼斯出席的会议，琼斯于1958年去世。

 

1951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被并入纽约州，库尔特·艾斯勒任秘书。它的目的是收集所有与弗洛伊德传记和他的科学兴趣有关的材料。多年来，埃斯勒或他的副手一直向大会提交有关档案的报告，这些报告往往记录了信件和其他材料的重要捐赠。

 

在1967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上，人们注意到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的标准版本已经完成。

 

1971年的大会在维也纳召开:这是第一次在精神分析的诞生地召开大会;这也是安娜·弗洛伊德自1938年以来第一次访问维也纳。主席利奥·兰格尔(Leo Rangell) 为庆祝这一时刻向她做了一个演讲。

 

在1973年的巴黎大会上，就关于儿童分析训练的里托沃报告以及那些没有经过充分成人训练而接受这种训练的人在IPA的地位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最后，该报告被大会否决了，这意味着现状没有改变——只有那些在成人分析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有资格成为IPA的成员。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被任命为名誉会长，接替1970年去世的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从1973年到1982年去世，弗洛伊德小姐一直是名誉主席。

 

1979年，IPA赴往纽约举行第一届跨大西洋大会。在那里宣布，IPA的成员大约为5000人，并且正在增加；此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研究中心已经在耶路撒冷成立，主席来自希伯来大学。还有一份关于维也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杰塞尔舍夫特(Sigmund Freud Gesellschaft)的报告。它自1968年成立以来一直很活跃，收集了一个图书馆和档案，出版了一份简报，并建立了一个博物馆。1971年，维也纳会议正式召开。

 

自1980年代以来，IPA将拉丁美洲视为第三个行政区域，199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第一次关于南美洲领土的大会。主席职位也围绕着第三个地区展开，该地区的第一位拉美人霍拉西奥·埃切戈扬(Horacio Etchegoyen) 活跃在1993年至1997年期间。

 

可以认为，召开大会是IPA 的主要活动之一，各国主席都在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他机构，特别是秘书处和财政部，以及过去30年来的中央办公室，对投资促进机构的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该协会的会员人数多年来一直在稳步增加，到2009年底已超过12000人，它还在大会之间变得更加积极，特别是在向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咨询方面。柏林墙倒塌后，国际心理分析协会与欧洲精神分析联合会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目的是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发展新的社会和研究小组，这导致了东欧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成立。1997年成立了国际摄精神分析协会联合国委员会，并于1998年获得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咨商地位。

 

IPA诞生于1910年，现在已经完全成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国际化。2010年，首届精神分析学术会议在中国召开，探讨了精神分析在亚洲背景下的发展变化。2010年也是IPA成立100周年的重要一年。一些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点是100年的精神分析和今后100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