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间精神分析的理论特征

尽管存在理论的分歧和术语的混乱，还是可以尝试对主体间取向的理论特征进行总结。一种视角是从单人心理学和双人心理学的形态加以审视。这两种形态的划分并非简单地归因于人数，而是基于理论建构的出发点。

简单来讲，前者的理论立足点为内心维度，即关注个体的心灵;后者的出发点则是人际维度或主体间维度，探索“自体-他人"的关系矩阵。在这个意义上，主体间精神分析和关系精神分析属于比较完备的双人心理学。

相比之下，古典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可以视为单人心理学。而精神分析的其他重要形态，如客体关系理论、自体心理学和人际精神分析，兼具单人心理学和双人心理学的色彩，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丁飞，2016)。有研究者甚至将自体心理学称为“一个半人心理学”(Harris et al2019)，将拜昂的客体关系模型视为“一个半人精神分析”(Scligman,2018)。因此，可以将这部分取向视为不完全的双人心理学，称为过渡形态。

另一种视角是从独白自体(the monological self)和对话自体(thedialogicalself)的层面进行划分。独自自体是单个的自主体(agent)，通常进行一种独自行动。不过，自主体之间可以进行某种合作或协作，如两个足球队员一起参与进攻，一个在前场冲刺，另一个在中场传导球。对话自体则涉及对话行动，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自主体在场，并且他们的互动必须以一种共同的节奏进行，如一起跳舞的舞伴和陷人激烈辩论的两个选手(Muller2016)

本文赞同Muller的观点，即精神分析从独自自体到对话自体发生了4个方面的转变，并在其论述上进行完善和补充。具体而言,这4个方面表现如下:

第一，从区分“内/外”空间到强调“之间”(in between)的空间。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划分十分明显。例如，其核心概念之一的驱力,即是源于身体刺激形成的心灵内部表征。由于驱力的存在婴儿迫切寻求各种需要(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的满足，才能发现母亲的乳房等外部世界的存在，也因此逐渐能够区分内部和外部世界(Muller2016)。弗洛伊德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认同，亦是如此:无论是在幻想中与他人或事物保持情欲关系，试图以假想客体来取代外部真实客体，还是通过将力比多持续过度地投注在与客体相关的记忆和期待上，从而在内部世界重新建立并拥有客体抑或是儿童通过认同并内化父母的是非观念和善惠标准来获得自我理想和良心，从而在心灵内部形成超我(奥格餐2016)都存在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明确划分。与之类似，投射这一概念意味着个体将自己难以接受的动机或观念(如窥浮欲望)“扔到"到他人身上，声称后者为他人所有，以此保持自身内部世界的“纯洁”(Blackman2004)有鉴于此拉康将弗洛伊德的观点描述为“一边是欲望主体，另一边是世界”(Muller2016p944)斯托罗洛等人则将其批判为笛卡尔式的“孤立心灵”(Stolorow&At- wood1992)

相比之下，在温尼科特的潜在空间的启发下，许多主体间分析师开始关注双人“之间”的区域--一个既不属于婴儿/来访者，也不属于母亲/分析帅，而是由他们共同创造出的部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巴朗格夫妇、费罗(Antonino Ferro)木杰明和奥格登。在巴朗格夫妇那里，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互动共同创造出一个"双人场"(bi- personalfield)。这个作为整体的双人场决定了参与者的行为、思想、情感和主体性。在其中，双人潜意识幻想的影响尤为重要:它根植于双方各自的个体潜意识，却又不同于后者，也并非后者的简单结合或总和,而是由情境本身创造的一系列原始幻想(Baraneer&Baraneer2008)。费罗借鉴了巴朗格的工作，将分析治疗视为两个“主观场”的聚集，并认为这种互动会产生一种新的实体。之后，双人场这一概念逐渐被主体间场取代(Bohleber2013)。在本杰明那里，互动双方可以创造出一个主体间的心理空间-“第三方”(thethinl)。它类似温尼科特的潜在空间，在这里，双方能够容纳共性和差异，穿现更好的双向交流，从面摆脱服从与抵抗，赞同与反对的简单互补关系，换言之，个体能够顺其自然，接受他者的视角，并以此视角来理解事物(Benjamin2018)。与之类似，在奥格卷看来，互动双方会创造出的第三种主体性一个主体间事件的独立动力单元，即分析第三方(theanalyticthind)。它是一种具体背景下的主体向混合物，产生自互动双方叉反过来塑造双方;它限制双方作为独立个体思考的能力又促进双方的相互联结。分析第三方主要是潜意识互动的产物，它涉及分析师和来访者在情绪、幻想躯体感觉等范围的变化，其表现形式可能有念头、感情感觉、幻想和行为等(Ogden1994)。

第二，从“主体一客体”关系到“主体-主体”关系(Muller2016)。回顾之前的精神分析运动，可以看到“主体-客体”关系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Mitchell2000):在古典精神分析的构相中，分析师被视为一个父亲式的角色，需要令来访者受挫，以促成分析中的领悟(米切尔布莱克2007):在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中。分析师扮演着一个母亲式的角色，发挥抱持、容纳和共情等功能，为来访者发展中受到抑制的部分提供“养料”，促进其再次“生长”(米切尔2016)。尽管如许多分析师(Schwarz2012:Stern2005)所言，主体间维度-百隐含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然而，这之前只是一种“未言明”的实践活动，缺乏理论层面的清晰化。总体上来说，分析师(及照料者)基本作为一个功能性角色而存在，是从满足或不满足来访者(和婴儿)的需要的意义上讨论的，没有触及到真正的主体间互动，这在主体间理论中才得以真正实现。例如，在本杰明那里，儿童与母亲(来访者与分析师)需要实现相互承认,才能在关系矩阵中获得真正的主体性与能动性(Benjamin20162018)。乔多罗(NancyChodorow)也指出。月童(和来访者)认识到母亲(和分析师)的自主权并与之认同十分关键(Mitchell2000)。同样，在斯托罗洛等人(Stolorow&Atwood1992)奥格登(Ogden994)BCPSG(2014)毕比和拉赫曼(Beebe&Lachmann2002)那里一种平等(但不对称)的主体间互动被明确提出，并在临床实践中加以贯彻。换言之，分析师需要引导来访者进人一种"主体-主体”关系，从而促成平等对话，相遇和相互承认的局面。

第三，从顿悟到行动，在古典精神分析那里，治愈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促进潜意识的意识化。在其中分析师通过对来访者的自由联相梦，移情和阳抗等材料进行解释，引导来访者解除游意识层面的乐物,从而实现顿悟(Muller2016)。而在许多主体间分析师那里，万动超越解释成为治疗中优先关注的部分。换言之，治疗不是基于谈话实现顿悟，而是基于行动进行字践。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Deleadc等人(2015)的说法上:“心理治疗师的行动胜于言语"(p166)。在这种视角下，分析师与来访者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间系统。在移情-反移情的扮演(enactment)中，双方进行的是一种联合行动:其中一方做出行动，另一方以行动进行回应。在这一过程中，来访者一部分"非话应性的"万动模式可以直接在互动层面改变，如BCPSG(2014)所说的在“相遇时刻”中改变内隐关系知晓、毕比和拉赫曼(Beebe&Lachmann2002)描述的在互动调节(尤其是通过非言语交流)中改变预期，另一部分互动模式则涉及到对扮演的进一步处理，如斯托罗洛等人(Stolorow&Atwood1992)所说的对来访者的前反思潜意识或组织原则进行探讨撕特照(DonnelBSten所说的对未闸述成形的经验进行语言描述(Sten2019)。在这里，解离取代压抑的基石地位,成为诸多主体间分析师关注的焦点(Spe zzano,2012)。

第四，从基础主义实在论或实证主义的视角。到朝向诠释学和建构主义的取间(Muller,2016)。古典精神分析包含一种“考古学隐喻”，即分析师可以像考古学家一样，通讨层层发掘，最终找到来访者早期经历的真相(米切尔2016)。这与弗洛伊德设想的潜意识具有“无时间性"这一特点密切相关。在这种构想中，来访者在治疗中呈现的各种材料是对过去的完全“复制"，不会被当下的经验"污染”。米切尔(2016)将之概括为"现在就是过去，过去一再重演”(p.108)。与之对应，分析师必须保持中立客观节制自己不去满足来访者的需要，也不能给出建议。有鉴于此，斯托罗洛等人将之批判为“中立性的神话(Jnenicke2008)。而在主体间视角下，来访者的经验是一个充满闲惑和不连贯的文本，它并不具备一个现成的、固定的意义，而是需要在分析师的参与中不断澄清(Muller2016) 分析师具有不可还原的主观性，不可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或“空白屏幕”，而是无可避免地与来访者产生双向影响。

根据不同的情况，分析师还可能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自我暴露(Delgadoetal 2015)。Levine和Friedman(2000)甚至直言“如果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没有激烈和热情的接触，就不会出现真诚的治疗相遇”(p89)。在咨访双方带着自身历史和主观性的具体时空背景下，来访者的经验会被重新描述、界定、解释和创造(Muller.2016)。一言蔽之现在并非过去的重演，而总是包含此时此地的维度:分析过程不是去发现早期的真相，而是建构经验的意义。

文章摘自：《精神分析的主体间转向:理论特征与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