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过程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

这些双重基本问题体现在依恋和文化关系的持续争论之中。依恋理论是在西方文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形成的，但它的理论应用具有潜在的普遍性，这是因为依恋理论涉及的范围包括了婴儿的生存能力，直到成熟的进化适应。

然而，这种说法有时遭到强烈质疑。Rothbaum等人（2000年）在一篇重要的评论中对比了美国和日本的研究结果关，他们在这篇涉及了一些依恋理论核心假设论文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依恋理论偏向于西方对幼儿的思维方式和照顾模式。

与之相反，来自依恋理论内部和外部的受访者表达了对上述结论的质疑，他们认为，早期护理中特定文化实践的差异不一定违反依恋关系功能的普遍性，尤其是当衡量标准指向文化背景时(e.g. Kondo-Ikemura, 2001; Posada & Jacobs, 2001)。例如，正如K.Behrens（2004、2010）所指出的，当日本的复杂的娇宠（amae）概念（一种与依赖、亲密和接受相关的关系结构）应用于母婴关系时，除了与依恋相关的文化差异外，许多方面与依恋模式一致。

最近，文化研究人员如Keller（2021）声称，依恋研究人员假设，一种特定类型的儿童照顾者关系并不适用于许多强调社区照顾的文化，依恋研究人员使用的研究方法往往不太适用于中低收入农业社区家庭，更广泛地说，进化适应过程具有语境敏感性，不一定是普遍的。因此，当依恋研究人员声称依恋理论具有跨文化有效性时（Mesman，van Ijzendoorn等人，2016），就为进一步的分歧做好了准备。

尽管如此，关于依恋和文化的文章强调了依恋研究者和他们的一些文化批评家之间的一致之处。例如，所有人都同意早期关系对幼儿的生存和发展很重要。所有人都同意，除了最恶劣的环境，幼儿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形成依恋关系，其他关系在发展上也很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还认识到，所有文化都必须面对、并应对确保幼儿存活到生殖成熟的挑战，尽管社会制度在照顾和发展目标方面的做法各不相同，但没有一种文化能够长期忽视婴儿的需要，或使儿童无法发展成人功能所必需的能力。换句话说，依恋是所有文化都必须解决的普遍发展任务之一（Keller & Kärtner，2013）。

那么我们如何从这里出发呢？作者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是，加大力度，以缩小（研究依恋和文化的研究人员）使用的方法和提出的问题之间的差距，其中许多研究人员有时会说的太过。例如，了解农业社区中成年人的依恋对象是哪些人，不仅需要计算有多少人照顾孩子，还需要确定孩子对他们依恋行为的不同表现，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通常会导致依恋对象少得多（Meehan&Hawks，2013）。

依恋研究学者还必须改进他们的测量方法。Mesman，Minter等人（2016年）采用了安斯沃思的敏感度量表来评估婴儿在其社区成人网络中的“接受敏感度”，并通过对觅食者社区的观察表明，接受敏感度是比个人护理者敏感度得分总和更准确的护理质量指数。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Mesman（2021）问道，为什么依恋研究的跨文化数据库，尤其是使用了有效措施的研究仍然很小，而且还不发达。她还挑战依恋研究人员抵制那些会困扰理论驱动取向研究者的确认偏见，邀请他们回答令人不安的问题，以及质疑跨文化普遍性的理论上不一致的发现。更广泛地说，她敦促人们更为谦虚地宣称依恋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

在不同的文化体系背景下，关于依恋核心假设的证据仍将存在争论。但是，再次关注早些时候提出的核心问题可能更有价值，这对依恋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都很重要。对确保幼儿存活到生育年龄并发展成人功能所必需的能力的问题，文化是如何解决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目标、不同的早期护理规范实践、不同数量的护理提供者和不同的资源。

然而，对不同文化背景下观察到的差异和共性进行深思熟虑的研究，更有可能为依恋理论和文化理论提供信息，并推动它们的发展，而不是围绕普遍性主张的证据展开越来越枯燥的辩论。事实上，更多地关注文化实践如何促进婴儿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多样性，可能会帮助依恋理论家提出新的、具有挑衅性的假设，让他们思考适应目标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的。虽然期待依恋理论家和他们的文化批评家之间的和解还为时过早，但是，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强调了足够多的共同点，为未来的建设性对话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