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成为心理治咨询师？

   此文试图探索作为心理咨询师的“黑暗”的一面。

   我们可以通过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来开始这一探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让那些被标记为“有病”的、“在危急中”的人，那些“有障碍”的或在某方面“无能”的人，那些“心理失常”的和“疯狂”的人围绕在我们身边？通过和那些被分类为比我们“差”的人建立联系，我们获得了“更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自己是一个安定的、乐于助人的行善者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如此明显地，不巧妙地，在这样的极端上来体验对自己的积极情感呢？我们需要能够接近、控制那些“软弱的”、“有病”的人的生活中的某个方面吗？

    荣格派分析师阿道夫•古根博—克雷格（Adolf Guggenbuhl Craig 1971）尖锐地揭露了我们作为治疗师的阴暗面，无论是作为社会工作者、内科医生、分析师、律师还是牧师。他说我们中许多人选择我们的职业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个人需要。他在荣格的原型意象的内部进行思考，将其描述为：
    “……行为的固有潜能。当人们面对一个典型的、持续再现的情景时，通常会对一些人或事做出原型的反应。父亲与母亲原型地对儿子或女儿做出反应，男性对女性原型地做出反应等。原型的基本情形包含着极性”。

    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lman 1975）把原型描述为象征而不是具体的形象，认为它们支配着我们自己的所有观点、世界、行为和态度，以及我们的无意识。就这方面而言，我们可以把原型作为“胚胎期的”，当它们和一个形象或事件联系起来，并被它们激活时才会形成。

    古根博—克雷格告诉我们，我们包含着一个原型的两极，而不仅仅是一个方面或一极，尽管我们可能只被激活了原型的一个方面。例如，我们包含了父母——孩子，治疗者——患者，以及老师——学生的原型的两极，而非仅仅包含着治疗者的原型或患者的原型。当我们生病时，治疗者——患者的原型在我们内部被聚集或激活。然后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外部的治疗者来帮助好转，而且也需要激活我们内部的治疗者。患病者精神内部的治疗者通常被称为“治愈的因素”。病情严重的人如果想从疾病中生存下来或康复过来，就需要有“活下去的愿望”——他们需要激活他们自己内在的治疗者。

    然而，我们的心灵常常很难容忍因包含原型的两极（治疗者——患者）引起的焦虑，处理这些焦虑的一个方法是压抑我们内部的原型的一极。这就意味着被压抑的那极可能继续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起作用，在极大程度上不管我们，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投射到外面的世界中。因此，患病者，或那些不能容忍治疗者——患者的原型的两极的人，可以把他内心被压抑的治疗者向医生投射，从而可能导致患者移交了他或她自己的治疗因素，依赖医生和护士来做出“治愈”行为。相似的，不能容忍原型中治疗者——患者两极的治疗者，可能是把他或她自己的“创伤”投射给患者，或压抑原型患者的那一极，这些可能会导致治疗者得到这样的印象，虚弱和疾病仅与患者有关，而以他或她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创伤属于患者。从而治疗者就成为了健康的、强有力的“唯一的医生”，而患者就成了有病的、虚弱的“唯一的病人”。同时，为了在对“受伤害者”的焦虑（以及融洽感）中体验他或她自己，治疗者从职业上就被吸引着成为“治疗者”。“受伤害者”被放在一边，远离治疗者，他们与他或她自己被压抑或投射的创伤产生了共鸣。“唯一的治疗者”需要“唯一的病人”来满足他或她。

   詹姆斯•希尔顿（1975）告诫我们要极其小心谨慎，以保证我们作为治疗师没有把我们的来访者作为面对我们内部的黑暗和创伤的工具或镜子。这样做潜在地照顾了，并免除了我们去经历我们的黑暗面。他提出我们需要拥有并意识到在治疗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作为治疗师的我们身上的反移情。因为我们是“治疗师”，而来访者是一个“病人”，我们以某种方式指向“有病”的人，思考例如“怎么了”，以及“我能做什么”的问题。

    如果我们根据影射着更早时期的阴影和黑暗来研究这些事件，我们就可以尝试去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治疗者”，我不能容忍我自己内心的创伤，需要把它们紧紧地缝合起来。“疯狂的”人们可以在那边为我“放出”我自己的疯狂，我就可以保持“理性”——尽管我在身体上付出了代价。直到我开始重新统一自己内部的分裂——疯狂与理性的分裂，成形的与不成形的分裂，暴力与和平的分裂——我需要保持“控制”——一个可以把疾病、障碍或暴力“客观化”到一边的治病师。

   在意识和无意识领域中工作似乎特别容易使我们受到我们自己无意识的影响。古根博—克雷格把它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定律”：他说，我们越为光明而努力，它的黑暗对应物就越被激活。就像是我们心灵地图有了更多的领域，因为我们的工作正好是使我们的患者的无意识状态和过程进入意识，我们越发展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生活，相应的无意识也越多。我们必须特别地警惕我们自己的巨大的黑暗。

   因此通过接受我们内部地创伤，作为治疗者我们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加真实。彼得•霍金斯和罗宾•修赫特这样写道：
   我们已经发现，当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弱点，而不去防御它时，这对我们和我们的患者来说都是一种宝贵的体验。认识到他们也可以治愈我们，从相反的方向也一样，对于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另一个提示，提醒我们自己是这个过程的服务者。

  摘自《音乐治疗——理论与实践》梅赛德斯•帕夫利切维奇著，苏琳译，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